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核心工具。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的“量”与“价”，对宏观经济运行施加影响，其政策效果依赖于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传导。财政政策则由政府通过预算安排、税收、政府债务以及转移支付等，直接作用于经济运行，覆盖中央与地方两个层级。“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阶段，实现良好开局，需统筹推动两大政策协同发力、精准施策，服务于扩大总需求与优化结构等核心目标。
一、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必然选择
与海外成熟经济体相比，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面临“多目标、多约束”的复杂格局。既要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就业、调控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也要实现经济结构优化、金融稳定和民生保障等多重任务，本质上是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解的系统工程。单一政策“单打独斗”难以覆盖所有目标，甚至可能削弱宏观调控效能。
二者协同的必要性，既源于我国的体制机制特点，也来自财政与货币政策自身功能的差异。2023年底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会议和文件反复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这一要求，凸显出政策协同对新时代宏观调控的重要性。
从政策传导机制来看，财政政策可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调整直接介入经济循环，较快、较为精准地发挥调控效应；而货币政策则更多体现为间接调节，其效果依赖企业和居民部门、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反馈，传导路径相对较长，且存在一定时滞。例如，我国当前形成的“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实际贷款利率”的传导链条，每一环节均受到市场环境影响，中央银行难以实现绝对精确的调控。因此，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常呈现“有效而有限”的特征。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若脱离彼此的协同配合，都难以实现多重调控目标。推动财政与货币政策同向发力，是我国宏观调控的必然选择。
二、总量层面的政策配合：以政府债券发行扩大总需求
近年来，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民生改善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我国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总规模稳步上升，政府债券已成为社会融资的重要支柱。数据显示，2021—2025年间，政府债券（国债和地方债）存量余额由46.05万亿元增至94.92万亿元，实现翻番，占社会融资存量比重由16.2%提升至21.5%；2025年政府债券净融资13.8万亿元，占社会融资增量总额的38.9%，仅次于人民币贷款（约45%）。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因此，“十五五”时期，财政政策扩张基调仍将延续，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将保持在合理区间。在此背景下，亟需货币政策协同配合，保障债券顺利发行，稳定融资成本，从而更有效地扩大总需求。
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总量支持，主要体现在“量”与“价”两个维度：一是通过流动性投放提供资金支持，二是通过政策利率调整影响融资成本结构。相较而言，当前以降准为代表的中长期流动性工具更为适配，这也是笔者一直强调的“降准优于降息”。
（一）“量”的方面：优化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增强金融机构配债能力
为平稳投放流动性，央行既需平滑短期波动，也需强化中长期支持。当政府债券集中发行缴款对银行间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扰动时，央行可通过短期逆回购工具对冲，保障债券顺利发行。这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行做法。
更具中国特色的是，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对政府债券发行与交易起到关键支撑作用。我国大部分政府债券由商业银行持有，目前国债约68%、地方政府债约75%由商业银行购买。商业银行作为核心持有主体，其可支配的中长期流动性水平，直接影响配债意愿与配置能力。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以及2024年10月推出的买断式逆回购，作为中长期流动性投放的重要工具，能够为商业银行提供稳定的中长期资金来源，提高其配置政府债券的能力。这种以“量”为核心的协同方式，构成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制度特色。
数据显示，2021—2025年间，除2024年外，央行流动性净投放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与政府债券净融资规模走势基本同步。同时，流动性投放结构呈现中长期化特征，短期工具使用规模有所回落。2025年，短期（短期逆回购）、中期（中期借贷便利、买断式逆回购）、长期（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工具的净投放量分别为9405亿元、40672亿元和11200亿元，中长期工具的主导地位日益显现。
（二）“价”的方面：适时下调政策利率，降低政府融资成本
在政策利率调整方面，央行通过下调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7天OMO利率，即通常所称“降息”），可引导国债收益率下行。由于国债收益率是新发债券票面利率的重要定价基准，因此政策利率下调有助于降低政府融资成本，减轻财政利息负担，从“价格”层面支持财政扩张。
需要指出的是，2026年1月央行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本质上是向商业银行提供更低成本的定向资金支持，而非通过政策利率调整引导市场整体利率水平下行，两者在政策性质与传导机制上存在明显差异。
结合我国现实情况，笔者始终认为“降准优于降息”。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消费与投资对利率变化的弹性相对有限，同时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盈利能力与风险抵御能力面临压力。相比之下，降准在补充中长期流动性、支持债券发行与交易、缓解银行经营压力等方面的综合效果相对更好，其适配性优于降息工具。
若缺乏货币政策的配合，政府债券发行可能面临金融市场流动性约束与融资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不仅加重财政利息负担，还可能扰动国债市场，进而制约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
三、结构维度的政策协同：以工具创新优化发展格局
“十五五”时期，我国宏观调控不仅需要扩大总需求，更要优化经济结构，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当前，定向调结构主要聚焦三大领域：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以及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等经济薄弱环节。财政与货币政策通过工具创新与机制配合，在政策对象、实施时点与节奏安排上体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与匹配度。
（一）政策方向的一致性：聚焦三大重点领域
在科技创新领域，2024年央行推出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以优惠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引导其加大对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领域的信贷支持；财政部同步推出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2026年1月，央行与财政部再次同步加大支持力度。同时，2025年四季度设立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为“准财政”工具，通过财政注资与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直接补充重点领域项目资本金。
在提振消费领域，2025年央行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消费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财政政策通过“双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降低居民与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同时通过发放育儿补贴、消费券以及推进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举措，直接改善居民与企业现金流状况。2026年1月，相关政策支持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支持经济薄弱环节方面，长期以来，央行通过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向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倾斜；地方财政则通过小微企业信贷奖励、政策性融资担保等措施形成配合。2026年1月，央行进一步加大工具使用力度，财政部同步推出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共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二）创新工具的互补性：“债权”与“股权”的分工机制
定向调结构的成效，不仅来源于政策方向的一致性，更根植于两类政策工具在功能属性上的互补关系。总体而言，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具有“债权”特征，而财政政策工具则更具“股权”属性，二者分工明确、相互补充。
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如各类再贷款），本质上是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优惠利率贷款，是一种以债权形式向金融体系“让利”的安排，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向特定领域。这类工具主要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负债端，通常具有明确期限与回收要求，强调本金安全与风险管控，侧重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善短期现金流状况，但难以承担长期资本投入和风险化解功能。
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工具更多体现为“股权”属性。通过财政注资补充实体经济或金融机构资本金，形成长期资本沉淀。例如，通过特别国债注资商业银行，缓解资本充足率约束，增强其信贷投放能力；通过财政资金支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或通过发行专项债为重大项目提供资本金，保障重大战略落地。这类资金并不以短期回报为目标，而是转化为企业或金融机构的所有者权益，能够直接承担风险和损失，更契合长期结构调整需求。
若将实体经济视为一张资产负债表，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主要影响其负债端，而财政政策工具则直接作用于权益端，二者形成互补，提升政策效能。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核心工具，各具优势、各有侧重，两者协调配合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重要前提。从总量维度看，货币政策通过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如降准）以及政策利率调整，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保障政府债券顺利发行、稳定融资成本，从而扩大总需求；从结构维度看，二者通过新型工具，聚焦科技创新、提振消费以及经济薄弱环节等领域，依托“债权+股权”工具互补机制，精准推进调结构、促发展。
“十五五”时期，扩大总需求、优化结构、防范化解风险的任务仍然繁重。未来，应进一步增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同时不断丰富政策工具箱。唯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更好释放宏观调控效能，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盛松成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蒋一乐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博士后（本文仅反映作者观点，不代表所供职机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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